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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会战:人类抗击疫病的一场史无前例超级行动

时间:2020-02-14 12:11:24 作者:佚名 来源:本站 手机阅读

  凌晨3点钟,来自江汉区各个街道的转运车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门口陆续停下。这是2月6日夜里,临时改建的武展方舱医院刚刚落成,社区隔离点里的部分轻症患者连夜被转移到这里,迎接他们的,是刚刚组建的外地医疗队。

  雨一直没有停。王军是江汉区唐家墩街道的一名转运司机,他的同事原本只负责接送1位患者,结果从隔离酒店下来了14个病人,一直忙到凌晨4点,防护服都湿透了,已经失去防护效果。王军接了班,继续送患者去方舱医院。天渐渐亮了,部分患者并不符合入驻要求,也有人不满意里面的条件,他只好把他们原路送回。

  这趟任务结束时,已经是晚上11点半。王军穿着防护服,瘫坐在那辆货车改装的转运车里。这些天来,他一直往返于方舱医院、定点医院和社区隔离点之间。从车里往外看,他看到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物资车停在方舱医院外,轻症患者们从转运车里下来,每人手里都拎着大包小包,等待医护人员的筛查。

  极度紧缺的医疗资源,不断增长的确诊人数,交叉感染的安全隐患,还有到处弥漫着的恐慌心理,都是摆在面前的挑战。最初由一些学者提出的全面排查和分层隔离的建议,逐渐成为社会共识,最终转化为一场超级行动。

  1月27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抵达湖北省武汉市,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要求。2月2日,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,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进行集中隔离。

  短短数日,文件由中央下达到地方,层层传达,直至这套行政系统的神经末梢武汉市的每一条街道与每一个社区。

  2月6日,3所方舱医院在两天之内就改建完毕,开始接收确诊的轻症患者。很快,武汉方面又宣布,方舱数量从最初的3所迅速扩到15所。与此同时,全国的力量也被组织和调动起来,各地医疗救援队源源不断地奔赴武汉。

  此时,距离疫情最初的暴发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时间。很多人都在关注着,这场由上而下的国家行动,能否在一直忙乱的防控战场中趟出一片平缓地带,为局面的好转赢得机会。

 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、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指出,眼下,武汉大决战的序幕不过是刚刚拉开。目前仍是发病人数快速上升的阶段,部分病人还未得到确诊而散落在外,估计防控措施真正起效,要待两大“神山医院”全部收治、确诊病人完全隔离后1~2周的时间。届时,疫情的平台期和拐点是可以到来的。这位直言不讳的临床医学专家认为,目前还是“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”。

  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,周念平说自己“快要死了”。他是武汉市硚口区某社区的主任,年纪三十出头。社区只有8个工作人员,要服务一万多名居民。物业一直没开工,社区工作人员要包打一切,发过一次防护服,但“比纸还薄”,平时只有口罩。一天前,一个确诊病人因为住不进医院,到社区办公室闹,摘下口罩到处吐口水,说要跟他们同归于尽。

  “我其实一点也不怕,甚至巴不得被感染。我们现在就算身体扛得住,但精神和心理也扛不住了。过年一天都没休息,接下来还要24小时值班,到这时候,身体也快熬不住了。”周念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位于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的放鹰台社区,在疫情暴发之前有15名工作人员。春节来临那段时间,大家都还在忙着组织各种社区惠民项目,包括百家宴和老年人生日会。疫情发生之后,工作人员不断减少,有的是因为老家封路,无法进出;有的父母病重,无法脱身;还有的是自己出现了发热症状。现在,这里只剩下7个人坚持工作。

  减员超过半数,社区书记只能身先士卒,事无巨细,包括搀扶发热居民上救护车。1月29日,这位社区书记也感染了,隔离在家。压力全部落在了副书记余娟身上。“现在新增的疑似病例都是因为家里有确诊的患者,密集接触之后家属也出现了发热症状。但问题是,确诊的病人没有地方去,安排不了医院。”余娟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医院床位的短缺,是症结所在。很多居民想尽办法,四处托关系,但仍然一“床”难求。一位女子在小区阳台上敲锣,为病重的母亲求助,希望可以住进医院。这段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,而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武汉发生。

  在余娟看来,混乱的秩序加剧了本就紧张的局面。就诊流程不清晰,无论是确诊患者的住院,还是疑似病例的诊断,还有出现发热症状的居民,都被要求来社区开证明。

  余娟说,社区工作人员是“当爹又当妈”。这在所难免社区是城市实施网格化管理的基础,是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。网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上海市2003年在抗击“非典”时的管理经验,具体做法就是将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,通过对网格巡查、监督主动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。

  余娟也接到过上面下发的“告市民书”,留了“888”开头的热线电话。她曾经拿着喇叭在社区里宣传这份文件,说有需求就打热线。但后来居民们纷纷反映,这个号码不是占线就是转接中,根本不起作用,最后还是找到社区头上来。

  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的,还有社区居民在恐慌心理作用下的各种行为与反应。有的疑似病人在隔离期间溜出酒店,偷偷跑到医院做检查,检查结果没事,却谎称自己病重,半夜打电话给社区要求安排车辆,接自己回去。也有很多居民本来只是普通感冒,却坚持去定点医院做检查,结果被交叉感染。

  个别市民还有更“奇葩”的行为。有的老人虽独自生活,但子女就住在附近小区,也要求社区为其买菜购物,甚至对商品的牌子有明确要求,需要跑好几个地方才能买到。

  基层社区的困境只是武汉疫情防控的一个缩影。武汉负责收治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已经人满为患,超负荷运转。更令人揪心的是,不断有医务人员被感染,医护减员情况严峻。

  1月22日,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,如今仍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。黄朝林不仅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,其间还在《柳叶刀》杂志上发文,解析了武汉最早一批41例病人的情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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